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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中国观变迁: 至今仍不知建交已30年

已有 1049 次阅读  2009-03-02 16:53   标签中国  美国人  建交 


相遇不相知并非永远的宿命

1996年,一个名叫Peter Hessler的美国青年,从顶尖大学普林斯顿和牛津毕业,浪荡旅游了两年之后,加入了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他被分配到四川涪陵一个师范学院教英语,取了中文名字何伟。

两年后,英文老师的工作结束了,他却不愿离开中国。这个国家太有意思了。那些为了写作的旅游,成为他了解中国的最佳途径。

2001年,他的第一本书《江城》出版,写的是他在涪陵的经历和感想。他也有了稳定的工作——《华尔街日报》的新闻助理。从此,他的中国写作引起了美国新闻界的注意。

2006年,他的《甲骨文——在中国过去与现在之间旅行》一书出版。这是美国记者写中国的书里最好的一本。里面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关于意识形态和宗教的长篇大论,他只是写他的学生毕业之后的工作与家庭、艰辛和愉悦,“文革”中自杀的“ 新月派”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的故事,以及北京奥运会前后中国人的家长里短。

一个美国知识分子,目睹了中国的转型,一个骨子里浸淫着西方文化却渴望了解中国文化的记者。何伟的个人经历,就是美国30年来试图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这个东方的国度,对美国人来说已经不是马可·波罗式的幻想了。他们曾经和中国对峙,又历尽千辛万苦向对方敞开。中国的青年到他们的国家留学,他们的商人到中国做生意。他们的日常生活无法缺少Made in China的物品,但他们又经常被新闻里的中国所震惊,所恐吓。

许多人开始描述中国,章士敦的《即将崩溃的中国》、费西曼的《中国公司》、大卫·艾克曼的《北京的基督》、潘文的《中国课程》,等等。但中国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国度。

《甲骨文》出版后,华尔街日报对何伟的采访是这样的:

“似乎你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取得成功。这和我们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如何取得一致?──至少在前苏联,共产主义似乎不提倡个人努力。”

“中国人有多少个人自由?在人们的交谈中有什么禁忌吗?”

这是何伟以及他之前的费正清的尴尬,他们试图告诉美国一个中国的真相——而这种真相是极其复杂的:既有传统中的阴鸷与伟岸,又有转型期的光明与羁绊。但许多人,不管是美国的知识界,还是普通平民,他们宁愿抱残守缺地将中国做简易的黑白区分。

中美建交后的30年里,美国人几乎都是被形势逼着来了解中国的。作为前奏的1972年的重新握手,是美国深陷越南泥沼时的需要;1979年的建交,是美苏斗法的结果;改革开放前20年里,中国几乎不入美国法眼;1997年后的美国在满大街的 made in China中谈论中国劳工问题;2000年后,开始恐惧中国的军事崛起;2005年后,开始讲中国文化;2006年,“突然”发现中国在非洲和拉美的存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开始谈中国在美国的投资。

早在100多年前,在中国最动荡的时刻,已经有一个西方人对中国有过全面观察和深刻认识,他就是大清授予全权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他在庚子事变当年发回英国的一系列文章中,毫不避讳地批评了各国强加于中国的治外法权的歧视性质,而当时各大国热衷的仅仅是赔款与割地。

今天,美国人对于中国的了解,无疑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至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人相信中美难免一战;至少,中国威胁论的故事,不再有那么多人相信。有了这些,30年中的风雨如晦才能逾越过去,双方才可以言笑晏晏,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中国是不断流动,不断变化的

——美国人的中国观之变迁

2月21日下午,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清华大学学生有一个小型座谈。这位前第一夫人向来不以亲华闻名,但那天,“她的表现相当谦虚”,组织学生参与对话的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说。

她先是自我批评,希望中国不要重犯美国在环保方面犯过的错误,又回忆了1979年克林顿任阿肯色州州长时与邓小平见面的情形,赞扬了中国30年来的巨变,最后,在告别时与25名学生和10名专家一一握手——她是如此笑容可掬,“就像竞选时一样 ”,结果,那些准备了尖锐问题的学生,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8年前,孙哲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9·11”事件发生前一个月,时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拜登访华,在复旦大学,拜登当着主持人孙哲的面“训示”中国学生:“你们刚刚20多岁,已经忍受了共产党专制统治20多年。……在未来 20年里,你们应该得到民主和自由,生活在一个更为幸福的体制中。如果那样,你们就可以大胆地像我们美国学生一样批评我,和我自由对话……”

对于这种反差,你可以理解为时移世易、地缘政治以及中美两国的处境都有了变化,也可以认为这只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矛盾的一个侧面,但请不要相信这样的概括,譬如拜登反华,而希拉里变得亲华。

中美建交30年,中国人的“美国观”与美国人的“中国观”都经历了数轮刷新,在孙哲看来,明白中国的自许与美国的期待,是透视中美交往的关 键,换句话说,美国人的“中国观”,不仅仅取决于美国的利益与价值,更取决于中国的自身发展。以实用主义的经济视角观之,内外认知相差过大的国家形象,会 增加改革的风险,如清华大学教授雷默所言,“任何对中国形象的略微迟疑,几乎都会直接增加中国的成本。在技术方面尤其如此。”

于是我们选择了考察对象,他是位外交官,1950年代从北外毕业进入外交部起就开始从事对美事务,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谈判,他都有参与,中 美建交后,他曾担任驻美使馆的政治参赞;1990年代,他从驻芝加哥总领事的位置上退休,其后返聘到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工作至2001年。我们试图通过对他 的个人命运,以及他所亲历之历史的考察,窥见美国人“中国观”的一角,更重要的是,看清我们自己的发展—— 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1971年,尼克松说,中国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巨大的经济力量

王立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时候,俄语还是热门专业,他是“被硬派去学英文的”。1954年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外交部新闻司(当时叫情报司),任龚澎司长的秘书,当时的新闻司,除了每日有专人收听美国之音、BBC的新闻节目,就是为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准备材料。

美联社日内瓦1954年4月28日电:“日内瓦会议上的美国代表团不理睬中国共产党人。国务卿杜勒斯显然正在做出榜样来。虽然他在会议桌旁距离周恩来只有4个座位远,但他没有与周恩来握手或说话……一位美国代表说,杜勒斯在第一次会议上甚至连向周恩来那边看也不看。”

1960年,曾报名“参干”的王立被派往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一待就是7年,却也躲过了“文革”的开始。1967年回国时,“搞 外事已经没多少人了”,根据总理周恩来的指示,王立幸运地留在正义路(当时叫反帝路)15号,继续搞业务,和他一同留下来的只有一百来人,其余上千人去了 正义路30号搞运动,龚澎后来在运动中被打成里通外国的“三反分子”,1970年病逝。

1969年,王立调到美大司,这一年的2月1日,尼克松上台后10天即指示基辛格:“我认为应该尽力促成这样一种态度,即我国政府正在寻求 与中国人和解的一切可能性。”3月,中苏关系因珍宝岛事件更加恶化。年底,周恩来指示美大司,要留意美国伸出的触角。“看美国报纸,已经有一些观点出来, 比如哈佛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就呼吁不要孤立中国。”王立说。

那时总参和外交部在香港设有图书采购点,王立借外交部图书馆之便,看到一些相关著作,他对基辛格的地缘政治分析印象颇深。“当时的中美苏大 三角间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相蓝欣说,“但在美国人的眼里,中国只是大棋局中的棋子,最多算是一副‘中国牌’,打给苏联看的,对美 国国内政治格局影响不大。”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的7月6日,尼克松在堪萨斯发表讲话,称当今世界有美、苏、西欧、中国和日本5大力量中心,“8 亿中国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巨大的经济力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其他方面所能取得的成就”。于是会谈中,周恩来一再提及尼克松讲话,基辛格竟对此一无所知,颇显 被动。会后,倒是基辛格向中方借阅尼克松讲话,王立当时被分在政治组,立即向新华社索要英文稿,新华社参编室以特急件送到钓鱼台时,上面写了“仅此一份, 请用毕归还”。后来美方以为“归还”要求是外交部所提,还在回忆录中提起,事实上,由于“文革”内耗,当时外交部真的连一台复印机都没有。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王立陪同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出访美、英、加、瑞(典)4国,那是他第一次去美国。“人家敞开给我们看,好多大型实 验室都去了,但回来时有些东西不敢讲,当时还是军代表管着科学院啊,写报告时就讲一条优点,再想方设法讲一条缺点,可挑来挑去也没找到什么毛病,正好在加 拿大看到一个收集蛾子的实验室,赶紧凑一条:不联系生产实际……”王立回忆说,“结果不久,我们从加拿大进口的小麦闹虫害,还得求助那个实验室。”

那次出访让王立印象颇深的还有一件事,中国人所到之处,大型企业都相当欢迎,但有一次没参观成,因为当地的工会不干,工会、工人居然不欢迎共产党国家的客人?代表团很吃惊,感触有二:这里的工人挺保守!美国的工会势力挺大!

布什认为苏联说的多,做的少,中国正好相反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当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以“一个崭新中国的憧憬”为标题,选取邓小平为年度人物,“(改革开放)这是一 项浩大、冒险而前无古人的工程。”这家杂志写道,“改变10亿人的生活轨迹,领导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摆脱教条和与世隔绝,跟上20世纪末的脚步,过上正 常的生活,这怎么可能不是前无古人呢?”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支持他(邓),支持中国,因为他开启了中国的经济改革,美国人认为,事情当时在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问题专家、克林顿时期的对华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说。

作为这句话相对应的表达,王立说,“1980年代确实是中美关系的黄金时期,一个原因是美国对中国抱有幻想,它希望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头羊’,以为改革开放将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社会。”

《时代》周刊的封面传达了这种“浪漫”的情绪,1984年4月,里根访华前夕,《时代》刊出《中国的新面孔:里根将看到什么》的文章,封面 上,一个中国青年站在长城上,小心翼翼地拿着一瓶可口可乐;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再次登上封面,配以通栏大标题:渐渐摆脱马克思。

1980年以后美国即进入里根时代。“里根对于外交事务并非没有自己的思想,”《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以略带戏谑的口吻写道,“他的许多想 法都来自他观看和参演的电影,在他眼中的世界里,美国率领的正义之师与苏联这个‘邪恶帝国’进行着你死我活的较量……”“1984年4月,里根访问中国, 中国人以其特有的方式特别殷勤地款待他,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因他而感到苦恼,他对此次旅行受到的接待非常满意,在离开中国时,他对中国的生活方式抱有一种比 事先可能认为的更加乐观的看法。”

1985年年初,王立就任中国驻美使馆政治参赞。“那时候关系确实好,它(美国)信任中国,也不怎么挑毛病……当时最支持发展中美关系的是情报部门,CIA在中国的新疆、内蒙资助我们建情报站,他们也需要加强对苏情报,还有好几个合作项目,像‘歼8改’、鱼雷什么的。”

事实上,从1985年到1988年,每年圣诞前夕,副总统布什都会应中国大使韩叙之邀,前往中国大使官邸共度圣诞。1987年12月23 日,布什一到韩旭家就喊:“这次我们全家都到齐啦!”美国客人与中方人员握手、拥抱,气氛很是热烈,王立记得,韩旭大使与布什聊起戈尔巴乔夫访美的情况, 布什回答,他认为苏联说得多,做得少,与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

1989年2月25日,作为总统的布什访华,当他们的车队经过天安门时,路两旁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群,有人向布什夫妇挥手致意,布什停车, 与民众握手。王立说,这情景让布什夫妇极为感动。当年6月“政治风波”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降至冰点,美国也出现“中国速亡论”,4月刚刚离任的前驻华大 使洛德发表文章称,现在不必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而应当越过现政权,与未来更加开明的新政权打交道。而布什对此则持慎重态度,王立在《美国驻华大使传奇》 一书中写道,1989年下半年,布什在一批经过选择的记者和国会议员的吹风会上说:“……看起来轰轰烈烈……由于缺少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不可能代替现存的 领导……任何鲁莽的行动都可能把中国推向苏联的手中。”

王立1977年曾与杨洁篪等陪同布什夫妇游览长江三峡。1989年年底,王立被派往芝加哥任总领事,布什还委托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告诉他,他仍记得当时王立先生所念的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政治学教授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Isaacs)在考察了181个美国人对中国和印度的印象之后说,局势是由社会力量形成的,但政策制定者对有关人们的印象,确实占有某些地位,只不过 这是什么样的地位必须通过每一个特定的例子来研究。不过,随着东欧变天和苏联解体,中国战略地位下降,形势比人强,布什任内中美关系并未走出万重山来。

不满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1992年发表《非敌非友:1990年代的对华政策》说,美国人在试图走出一套误解的观念的同时,又常常用另一套新的误解来取代原来的偏见。

当中国因素进入美国百姓生活

孙哲1990年赴美留学,2000年回国,在美求学、教书期间见证了10年间“最惠国待遇大辩论”、“台海危机”、“炸馆事件”等议题在美国社会的发酵,也眼见着经济因素在两国关系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我刚到美国时,在美国市场上是几乎找不到中国货的,”孙哲记得很清楚,他当时要买一个双卡录音机,并且一定要买“中国制造”,找了很多地方,终于花36美金买到了国货。“作为一个普通的留学生,我们很想表达一点爱国热情嘛”。他说。等到 2000年回国前,“你想要买些礼物送给朋友,要找一件不是中国制造的产品,都不容易了”。

“当中国因素开始进入美国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开始被普通人所关注,那么,它对美国政治格局的影响就更大了。”相蓝欣说。

1993年4月中旬,其时美国国会正在辩论是否应给对华最惠国待遇附加政治条件,中国派出以计委副主任甘子玉为首的赴美采购团,一面签合 同,一面推动商界人士向国会和政府游说,王立也参加了代表团。4月13日,在汽车城底特律,美国三大汽车公司联合举行午餐会表示欢迎,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 发表讲话说,1992年甘子玉采购团也来了底特律,并签下大笔合同,对于这样能减少美国逆差的好事,竟有人在电视上做出令人惊异的反应,说底特律的老板们 从屠杀者手中接受了1.3亿美元的汽车订单,就忘掉了天安门事件,这表明纽约和华盛顿有些人一心想损害中美关系。

对于美国的“反华势力”这个词,相蓝欣持保留态度,“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括,它到底说的是什么呢?是保守派?新保守派?还是南部的基督教 原教旨主义者?美国社会的各种力量都有自己的山头,各自的‘兴奋点’也不一样,比如新保守派关注的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是 相的朋友,曾经把中国的崛起和19世纪的德国相对比,“现在新保守主义失势,美国在经济上也有求于中国,但前不久在莫斯科见到他,他仍然是这个观点。”

美国的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分别在2005年和2007年进行了“美国人对华态度”的问卷调查,对于多数美国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一方面承认价格低廉的中国制造为美国消费者创 造了经济福利,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经济增长导致美国工作流失;而纵向来看,与两年前相比,美国精英群体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不再集中于中国政体和人权问题,而是 更容易联想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与责任。

有趣的是,中美两国的精英群体常常错误判断本国民众的实际观点——中国的精英高估了中国公众对美国的良好印象,而美国的精英则低估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在美国,73%的商界精英和86%的国会工作人员认为公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但实际上,有 52%的美国人对中国印象良好。

所以不难理解,当谈到中国时,美国民意呈现出来的“精神分裂”,而毫无疑问,2008年发生的一切,加剧了这种“分裂”。知名论者杨恒均在 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好几个美国人看到我们留学生在他们的街头挥舞五星红旗就被真正雷到了”,换言之,他们不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的民意,“学 者对中国的态度有变化了,趋向比较平和与不置可否,我想……是他们确实看不清中国了。”

而孙哲发现,最近几年美国的中国热正在塑造出一种新型的中国观,“它认识到中国是一个矛盾体,中国这个国家是流质的,是不断流动、不断变化的。”

在美国,政府官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向民众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换言之,这个政策好不好是一方面,民众认为它好不好也许更为重要,从这个 角度看,美国人的“中国观”制约着美国政府的“中国观”,而从政策提出-形成-合法化-执行-反馈,这样一条时间链,中间会伴随着媒体报道、公众讨论、集 团游说等种种影响因素,所以在相蓝欣看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是利益集团互相讨价还价的结果,而利益集团的前台就是国会。

对美国国会素有研究的孙哲说,对于国会,他觉得60%是肯定的,“虽然它通过了很多对华不友好的法案,但你不能不说,在中美关系的几个重大 历史关头,比如建交、比如中国入世,它是支持与中国交往的,因为中国毕竟不是伊拉克,中国太大了。你不能要求美国国会像中国人大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事儿, 你想想,它对自己的美国总统都修理得很厉害呀。”

王立前不久参加了一个中美关系研讨会,与会者有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洛德等,他觉得布热津斯基讲得很 好,“他认为中国的崛起,虽然是‘要求变革的力量’,但不挑战美国倡导的国际秩序,是美国可以接受的”,而洛德“讲得就没那么好”,“他虽然也主张中美搞 好关系,但仍然强调了他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价值观的不同。”

不过,这位当初不想学英语,没打算和美国打交道的77岁老人,在回顾自己走的路时,还是说:我挺幸运的。

静悄悄的革命

——《时代》周刊中国观察30年

截至2009年3月2日的86年来,《时代》周刊共有20013篇报道提到了中国。关于中国的封面,一共有59个

1923年3月3日,在《时代》周刊创刊号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孙博士与英国人》的短篇报道。它这样开头:“一个星期以前,中国的天空中充 满了丑陋的乌云:据称孙逸仙博士将借道香港去广州。英国人会让他过去吗?存疑。”这篇只有4段的报道最后发现原来孙博士和英国人的关系蛮好的。

从这里开始,《时代》周刊在其86年的历史里,从未间断过对中国的报道,即便是在中美两国断交的岁月里。

2009年3月2日,即将出版的《时代》周刊刊登了Jessie Jiang的报道《北京明信片》,讲的是北京一个网络瘾君子康复所的故事。另外一个有关中国的故事,是购买美国债券。

86年里,尤其在过去的30年的历程中,就像它自己曾经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的报道《静悄悄的革命》(Quiet Revolution)一样,《时代》周刊的中国报道,静悄悄地革命了。

数据化《时代》周刊的中国

在《时代》周刊的数据库中搜索可以发现,截至2009年3月2日的86年来,共有20013 篇报道提到了中国。关于中国的封面,一共有59个(《时代》周刊有多个版本,其中包括了亚洲版。亚洲版针对的主要是亚洲读者,其中关于中国的封面更多。本文的数据统计,仅限于美国版)。

最早的关于中国的封面出现在1924年9月8日,封面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最晚出现的中国封面是2008年3月31日,封面是达赖喇嘛。

在这些封面报道中,政治题材共有55个,社会题材3个,文化题材1个。当然,政治题材中经常也夹杂着经济、文化、社会等内容。例 如,2007年1月22日的《一个新王朝的黎明》中,夹杂着诸多关于经济和文化的报道。不过,这些封面都非常清晰地表达了它的态度:《一个新王朝的黎 明》,其主旨乃在中国势力的全球扩张。其副标题已然昭彰:正当美国深陷伊拉克,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已经出现,这里告诉你如何对付。

而惟一一个关于文化报道的封面上,赫然出现毛泽东身穿LV标志的中山装。这个2005年6月27日刊登的专题是《中国的新文化革命:重新塑造我们的世界,一次一个项目》。

59个封面中,42个在1949年之后,之前仅有17个。1979年之后共出现了17个。所有关于文化和社会的封面,全部在1979年之后出现。虽然关于香港的报道出现在1960年11月21日,但在《时代》周刊的眼中,这不是中国报道。

占据比例最大的封面是政治人物。其中最多的是蒋介石,共登上《时代》周刊封面10次。毛泽东出现了8次,邓小平出现了9次,周恩来出现了6次。

蒋介石第一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是他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1927年4月4日,最后一次是 1955年4月18日他退居台湾时期。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封面是中国即将解放的1949年2月7日,最近一次是以中国新文化代表的波普形象出现于2005年 6月27日。邓小平于1976年1月19日第二次复出时受到《时代》周刊的关注登上封面,1979年1月1日被评为年度人物。他最近一次登上封面是在 1997年3月3日逝世之后。

曾经登上封面的中国人除了以上4人,还有李富春、刘少奇、罗瑞卿、江青、林彪、陈毅、吴国桢(1950年时的台湾省政府主席)、陈立夫、宋子文、宋美龄(单独一次,与蒋介石两次,1938年1月3日被评为年度夫妻)、陈诚、汪精卫、溥仪、阎锡山和吴佩孚。

许多被中国人认为应该亮相的中国事件,并未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例如,1997年的香港回归。

在创刊的1923年3月,共有17篇报道提到中国,整个1923年,共有91篇报道提到中国。1979年至今,共有6860篇报道提及中国。2008年全年,共有951篇报道提到中国,2009年2月的一个月中,共有110篇报道提到中国。

1972年之后的政治,变与不变

20013是一个庞大的数字,6860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对于一个读者而言。下面以政治、经济和文化为主体的采撷,只不过是关键年 份,1979、1984、1997、2003和2008年间一些代表性报道的复述。不过,这些报道却颇能看出《时代》周刊中国报道在视角和语言姿态上的变 迁。

“最初,我们就像到了另外一个星球。”1971年,经过了20多年的隔绝,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开始“乒乓外交”。《生活》杂志香港分社社长约翰·沙尔和摄影记者弗兰克·费希贝克随同乒乓外交的美国队来到中国。这是沙尔的感想。

这篇4月26日发表的《两个竹帘之后的目击者》,首次向与中国隔绝多年的美国人描述了职业记者眼中的中国。沙尔的叙述,今天听来就像一场梦 幻。“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团结而有序的社会和国家——总体上是某种程度的贫穷,但是绝对没有悲哀,没有饥饿。”而费希贝克的回忆更加浪漫:“无论在哪里, 人们都非常温情,健康,圆脸,玫瑰色的双颊,白色的牙齿。……他们明显地非常幸福。”

1972年3月6日的封面报道《尼克松中国历险记》显然被无法得到内幕消息所困扰。主文中充斥的是对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猜测与怀疑。

这之后的《时代》周刊报道,都聚焦在中国高层政治的起伏和变动,并且忧心忡忡地看着美国政府在这之间进退失据。一直到1979年1月1日邓 小平成为了年度人物。在这篇题为《新中国的远见者》中,大量篇幅描述的是中国人融入世界的渴望与焦急的步伐,“他们正在抛弃掉许多旧的意识形态包裹……毛 时代神圣的自力更生和不靠外部资源原则一去不复返了。”对中国的了解依然停留在表面上,在名为《超越孔子和功夫》的报道中,记者记流水账似地告诉他的读 者,中国不再是蒋介石或者小脚太太的时代了。它的疆域、它的人口、它的民族构成,以及它的基本历史。他很震惊地写道,中国居然复活了100多年前的口号。 一个年轻人问:为什么西方国家小而强,中国大而弱?答案是因为中国人精神强大而西方了解实用知识。因此,“ 洋为中用”。

1989年的《时代》周刊,是以中国为封面最多的单个年份。5个封面故事,一个个都聚焦在意识形态上。

1997年,整个杂志对中国的报道几乎只关心两件事情:邓小平逝世,江泽民是否能够巩固中国,将之带向发展的新高峰?香港回归,许多人去了 加拿大、英国、美国,它的未来前途如何?邓小平逝世,3月3日,封面报道是《下一个中国:邓的继承者能够把中国变成一个世界可相爱的超级大国吗?》,这篇 向邓告别的主文写下了邓的4句话,留下了一个问号:“致富光荣”,“改革开放必须坚持100年不动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 鼠就是好猫”。它提问:“不管是对国中之人,还是对美国和其余的世界,下一个中国的地貌仍然是个非常令人担忧的问号。”

2003年5月12日,一篇题为《中国失败的医疗系统》,撇开了众多的关于政治问题的争论,探讨中国农村医疗体制的问题。记者在结尾中写 道:“《工人日报》批评(陕西某地放鞭炮逐病)说‘这种散播迷信的方法是另外一种灾难,会打扰和伤害人民’。而真正在伤害农村人民的,是缺乏一个能够照料 他们的医疗系统。”

从2005年开始,美国突然对中国的亚非拉外交敏感起来。2007年1月22日,集此类报道之大成的封面《一个新王朝的黎明》出现。其中以 大量篇幅描述中国在缅甸、泰国、安哥拉、委内瑞拉的诸多资源开采行动。一位专家说,“中国不会自己这么说,但是在他们心里,我想他们相信21世纪是中国的 世纪。”但是,文章的主旨,却在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一种观点认为,不管如何,中国的崛起依然是和平的。中国并没有挑衅其他国家的主权,也没有陷入对 外侵略。……但是一些观察家依然恐惧中国与西方的对峙恐怕还是要变成现实,那就是中国国防部队的现代化和台湾海峡的战争阴影。”作者并不担心这个问题,他 认为,中国只是想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已。“在这个世纪里,美国的权力相对要衰弱,而中国将要崛起。这个蛋糕,早就在烤了。”

2008年的奥运会显然没怎么引起《时代》周刊的关注。对于奥运会本身的报道并不太多。一方面,2008年8月28日的报道是《任务完成, 现在怎么办?》;另一方面,在《邓后30年》中,专栏作家迈克·艾略特写道:“想想,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带着他们的好和坏,美与丑,重新加入了人类发 展的主流,而之前的几个世纪,他们一直站在旁边。……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这是我们的故事,每个人的故事——不仅是中国的。而这,是邓的遗产。”

在关于中国的政治报道中,《时代》周刊一直彷徨在欢呼与忧郁之间。权力的交转、民间的兴起、公民的形成,都是它的话语。但是几乎没有一年,《时代》周刊不以民主、自由、社会主义这样的字眼为标题报道中国,并且几乎全为负面。

从宴会到宴会的经济眼

1979年,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了。这时候,美国的商人成群结队涌了进来。不过,他们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他们喝不了太多的茅台酒。这不 是开玩笑。1979年2月19日,在《如何和中国人做生意》的报道中,社交问题被当成重大注意事项提了出来。“中国人会邀请美国客人参加最少一次宴会,这 些宴会上他们会提出很多次关于‘友谊’的祝酒,每一次祝酒都伴随着干杯。礼仪要求祝酒的人和代表团团长必须真的干杯。”这篇稿子是美国人投资中国的指南, 从如何申请进入中国开始。“除开众多的混乱,”文章对在中国投资的总体评价:“一些规则已经显现出来:耐心、友好,最重要的是,做好准备:对于一个在其他 地方需要6个月的谈判,在中国,多预估两个月。”那个时候,许多的交易在谈,宾馆、铁矿、飞机、采油,包括可口可乐。乐观的估计是,1985年美国对中国 的出口将达到60亿美元。可是有人很怀疑,“北京对进口消费产品没有兴趣,那些可乐最终的消费者会是外国游客。”

1984年里根访华的时候,《时代》周刊饶有兴趣地对中国经济表示乐观。4月30日的《资本主义在形成》,记载了一个当时流传甚广的民间故 事:有一天,邓小平带着孙子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让他叫“伯爷爷”,小孙子拒绝了。邓说:“你为什么不给他个苹果呢?”小孙子拿过毛递给他的苹果咬了一大 口,甜甜地叫道:“多谢你,伯爷爷。”

邓小平说道:“你看,这就是激励能够做到的。”

那年,深圳建造了第一个高尔夫球场。湖南湘江国营农场里的200户人家,126户买了电视,112户买了录音机。“在城市,在乡村,来自西 方的许多生活方式正在改变中国的面貌。在北京,女性会花20元美金作美容手术,使眼睛变大,或者做双眼皮,或者垫高鼻子。男人们想都不想,就花5 美金戴上一个蛤蟆镜。……并不奇怪,这股新的财富潮流正在创造中国版本的丰裕社会。”结论:在毛过世之后8年,邓已经把只要足够刺激,就能让人民生产更多 的革命性观念植入中国。12月3日,《时代》周刊报道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价格双轨制,以及其所产生的后坐力。记者略微提到了这个政策所导致的抢购潮, 同时用大量笔墨描写了经济市场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包括1949年以来第一个外国人被任命担任国营工厂顾问,以及政企分开的新举措。

1997年,《时代》周刊几乎没有关注中国的经济。不过,2月20日有一个小稿子《生意如常》,说的是香港、北京和台北的股市在邓小平逝世的第二天全面上扬,也许,这是对邓的“最大致敬”。

2003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1月6日,题为《中国股市的新警察》的报道,讲了一个重庆的退休工人、职业股民的故事。1999年,他在 《人民日报》鼓励人们投资股市的时候,投入了他一生的储蓄4万美金,现在蒸发了60%。从前,中国股民都在期待政府托市,现在政府却要股民自己承担。尚福 林彷徨在加强市场监管和放松民企入市的矛盾之中。到了12月22日,入世对美国的副作用显示出来。《贸易的拔河》从地球两边的竞争者开始讲起。一边,美国 的北卡罗来纳州两年间失去了3万7千个纺织工作岗位,美国纺织公司的CEO正在发愁他就是下一个;另一边,金华内衣公司的杨荣(音)却担心他的订单太多了 赶不过来。美国人对中国有诸多指控,包括倾销、劳工利益等等,但得益的不仅仅是中国公司。回应美国的指控,中国取消了一项出口退税,结果引发了摩托罗拉的 不满。“当多数国家在贸易中干并不合法的勾当的时候,中国并不特别喜欢贸易欺骗。……中国更加对国外投资和进口开放……很少有国家像它这样冒如此之高的风 险拥抱全球化。”

2008年,中国的事情太多,《时代》周刊出现了900多篇关于中国的报道。到了下半年,关于中国金融与美国金融危机之间的联系,尤其是中 国将如何参与救世、如何帮助美国渡过难关的报道众多。最典型的标题是10月13日的《中国的现金能够拯救世界的银行吗?》。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 30年之时,8月10日,《时代》周刊又报道了两场宴会,这一次没有茅台酒。一场发生在紫禁城里的建福宫花园,由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操办,嘉宾有吴 仪、基辛格和老布什;另外一场由地产商潘石屹、张欣夫妇主办,嘉宾有百度的李彦宏、原MTV中国总裁李亦菲,还有默多克和邓文迪夫妇。这两场宴会当然和 1979年的土气宴会大为不同。“关键的并不是这些宴会仅仅潮流舒服,国际化装饰。他们这些人,在创造这些。”这篇报道的题目叫《北京的晚宴与革命》。

世界进入中国与中国进入世界的文化

1979年,样板戏刚刚结束的时代,小泽征尔带着波士顿交响乐团到了中国。“如果说波士顿交响乐团8天的中国旅程在上海顺利展开的话,那么 它在征服北京中结束。”4月2日的报道《关于翅膀和剪刀》中这样写道。这场演出的观众,包括了邓小平、外交部长黄华、副总理方毅和宋庆龄。但这次的演出有 些为难了小泽,因为他是和中国爱乐乐团合作。他这样评价中国的钢琴家刘诗昆和中国同行:“他们演奏得太快,并且乐章的结束持续不够长。也许这和他们的语言 有关系,因为他们使用方块字而不是连续的句子。”那年,另外一个事件在北京掀起了飓风:皮尔·卡丹带着他的整套设计和模特队来到中国。最起码《时代》周刊 的记者是这么认为的。这篇题为《巴黎时尚来到北京》的报道这样形容当时的北京时尚:“这个国家清瘦、整洁的女性们不擦香水,不戴首饰,不抹指甲油,也不画 她们如杏的眼睛。一般而言,她们穿着几乎一样的白衬衣,没有形状的蓝裤子和男人一样的拖鞋在街上行走。”而皮尔·卡丹的衣服呢,“有开衩至大腿的衣服,透 视装,以及露肩的上衣。”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实现了零的突破。从这时起,《时代》周刊已经开始担心两国之间的体育实力的竞争。8月20日,《飞 跃、优雅的慢速》,说的就是美国跳水队对中国队实力的恐惧和应对。“从1980年开始,中国就开始派出强大,甚至可能是世界最好的跳水队参加国际比赛了。 ”尽管女子跳板最后中国队仅获得第4、第5名,但是中国队的两个小将已经吓了美国人一身汗。那时的跳水传奇,男子冠军洛加尼斯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中国的 谭良德紧随其后。在女子10米跳台上,中国终于让美国人噩梦成真:周继红击败了美国对手,取得了中国的第一块跳水金牌。美国人说,“她跳下去的时候,几乎 没有惊动水面。”

2003年,中国兴奋的事情太多,入世,奥运,世博。这时,有一个美国人正悄悄在北京赚钱,用的是中国人的方式:他收集了一堆文化大革命期 间的“文物”,装饰之后高价卖给中国人。这个当年41岁的纽约人劳伦斯·勃拉姆,在北京开着一家名叫新红资俱乐部的酒吧,和一家“新红资客栈”。他还拥有 江青当年的红旗牌坐驾。《变现毛怀旧》里,讲的是他的发财故事,和文化大革命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投影:新红资俱乐部里,堆放着许多当年北京高级官员使用过的 物品,电视里放着《东方红》和《红色娘子军》。勃拉姆说:“我想做的是重建当时的情绪,一个1950年代理想主义建设新中国的纯真年代。我想抓住实质:当 时人们如何生活,领袖们如何做决定。”记者发现,红卫兵是他的主角,那不是50年代的纯真,而是60年代的癫狂。

2003年,姚明进入NBA已经一年。他在上海东方大鲨鱼篮球队的位置空下来了,不过当时已经被填上。填补他的空缺的,是一个NBA来的 人,25岁的丹尼尔·雷蒙德·麦克林托克。丹尼尔从北亚利桑那州大学篮球队出身,在丹佛掘金队短暂效力,打了 6场球就被抛弃了。《那个成为“姚明”的人》,叙述的就是丹尼尔在姚明曾经的位置上,而两个人如此翻天覆地地掉了个个的故事。姚明已经成为NBA的天皇巨 星,丹尼尔的生活却带着姚明的阴影。他倒很坦白:“他们(大鲨鱼)只是在找一个好的球员来帮忙,而不是替代姚明——那是我穿不进的鞋子。”在那场和香港飞 龙队的对抗中,丹尼尔打了上半场,得了25分。“大鲨鱼赢了,122:108。在那个时刻,姚明不过是个记忆。”

30年过去之后,小泽征尔已经去世。当年的高层观众,都已然逝去。虽然刘诗昆依然演出,但是已经没有太多人了解他。现在是郎朗的时代。 2008年11月6日《伯恩斯坦在北京:中国的古典音乐爆炸》描述了一个为西方古典音乐而疯狂的中国。从紫禁城的普契尼,北京音乐厅的狄多与埃涅阿斯,王 府井教堂的亨德尔的《弥赛亚》,到保利剧院的瓦格纳的《唐豪瑟》。“中国有5000万孩子在学乐器。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音乐之国。”今天,在 中国,世界最顶尖的乐团都在预约时间表演,而余隆(北京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北京国际音乐节创办人)这样的人,正在把最好的音乐带进中国。

谢淑丽:美国必须适应中国的崛起

西方希望按照自己相信的制度改变中国,这不是什么秘密。当然,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渐进地、和平地发展,没人希望中国出现政治危机

谢淑丽(Susan Shirk)1971年第一次来到中国。作为美国研究生访问团的一员,她受到总理周恩来的接见,20多年后她担任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成为克林顿政府的中国问题专家。

如今谢淑丽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政治学教授。2007年,她的《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引发广泛反响。有人说她给中国贴上“脆弱的超级大国”标签,可作两种解释。其一是奉劝美国,中国内部问题多多,别误以为它想取代美国;其二是提醒中国,想成为超级大国,首先要解决好内部问题。

没人希望中国出现政治危机

我在政府任职的时候,美中关系有三个最重要的议程:防止核扩散、贸易、人权问题。当然,现在来说,第一个问题基本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成了大头,第三个问题更多地涉及内政,所以更为困难。

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更多是出于中国自己的选择,而非国际社会的压力。我们很尊重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但仍然觉得在某些 最低标准上有改进空间。而另一层面的问题还包括加强司法力量,让法院系统更有权威,更专业化。所以克林顿政府会选择与中国合作,通过技术培训来加强中国司 法机构的力量,而非单纯在政治上施压。

我们在政府工作时,会经常性地做一些劝说工作。我们会对他们说,你可以因为经济成就而令世界刮目相看,但只有接受普世的规范才会得到真正的 尊重。他们则会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而且会说,你们关于人权的标准过于集中在政治权利上,经济权利却不够重视——我认为,这种看法某种程度上也是 对的。

不过,我们的民众希望我们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会经常性地作一些演讲。我们并不期待这些演讲会对改善现状有推动作用,但这是美国民众希望听到的。你知道,由于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不同,很多美国民众并不信任中国政府,所以中国政府改善人权,可以更容易地与欧美打交道。

我想我们对中国抱有切实的期待,没人指望它一夜之间就变得更加民主。

当邓小平1979年来到美国时,每个人都非常支持他、支持中国,他成了当年《时代》的年度人物,因为他开启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现在中国政府能够宣布一个渐进的方案或至少让前进的方向更明晰,我想情势会大有不同。

西方希望按照自己相信的制度改变中国,这不是什么秘密。当然,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渐进地、和平地发展,没人希望中国出现政治危机或者暴力革 命。我想说的另一件事是,我尊重稳定的重要性,但正如克林顿先生1998年在北大演讲所说,真正的稳定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应该来源于人民的同意。

现在,对于美国的政界商界人士来说,我想,他们最关心的事情还是经济。人们希望和中国保持好关系以帮助美国复苏经济,他们认识到合作将是我们渡过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方法。

我想,北京的领导人很明白他们所面临的挑战,而且正在努力解决问题。环境和社会保障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地方官员有其自身利益,中央政府如何监管他们、让政令畅通,这非常非常困难,因为中国太大了,仅凭官僚系统层层下达命令去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在宪法上,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从地方层面来说,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权力比联邦制国家下的地方政府还要大。

中国需要更多信息传播渠道

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印象深刻。我想,总体看来中国起的作用非常有建设性、非常重要。政策制定者非常清楚,中国的崛起令一些国家感到威胁,他 们很努力地消除这种感觉。他们的工作,可以打高分。即便在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上中国的政策也越来越务实,这让中国赢得了更大的国际影响力,也让中美更好地 合作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去年人们看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勃兴,但其实过去10多年它一直处在上升通道中。我想,这种情况部分是随中国国力增强自然发生的,另一部分则和爱国运动有关。

民族主义并不总是负面的,它也可以成为正面的力量。在地震中的携手互助,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对国家的认同感,而当中国人为奥运、载人航天飞船感到自豪时,民族主义都是很好的、健康的。

当然,民族主义这个词本身有一个略含贬义的隐喻,我们总是说,我是patriotic(爱国的),而你是nationalistic(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潜在威胁是排外,它可能给政府压力,迫使它选择一些并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

奥运会前,中国网民都在抱怨和抵制CNN及其他一些西方媒体。不管这是对是错,外交部发言人确实站出来说了一些批评西方媒体的话。就在大批 外国记者将要采访北京奥运前夕,这么做其实很不明智,也不符合自身利益。我曾经问过一位高级官员:为何中国政府要表态?让网民表态就好了嘛!他告诉我,你 不明白,网民不只在批评CNN,也在批评政府无作为、表现软弱。正是这种压力让官员觉得有必要回应,即便这种回应不利于国家利益。

总有人告诉我中国的年轻人只想着赚钱,只关心他们的职位,不真正关心政治。我不这么认为。这只是因为他们参与政治的机会太有限,而互联网就是一个出口。

问题在于,中国领导人有时会发现,从网络上得到的信息比内参更真实可靠。他们并不会完全相信内参系统,可能更倾向于认为,网络意见更有代表 性,也容易对这些意见作出过大的反应。但你知道,喜欢在网上发表意见的人在任何国家都是相对极端的,他们是存在偏见的。如果中国有更多自由表达意见和传播 信息的渠道,或许可以避免这种偏见。

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经济威胁,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而且这种担心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而继续增加。

我总觉得制度比文化重要。我1970年代第一次来中国,那时没人努力工作,去建筑工地,会发现工人都在晒太阳,但现在每个外国人都会说,他们真努力!一样的文化,但激励体制不同了!

美国人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太长时间了,中国的崛起是他们必须学会适应的,我与奥尔布赖特 (美国前国务卿)共事时,她会说“多极化”——这个词是中国愿意提及的词。我们正在进入需要合作的世界。当然,当球场上选手越来越多,合作也就越来越困难,但方向就是如此。我也希望,美国的新一届政府能够做得比他们的上任更好些。

何伟:中国人什么时候想要公正?

中国人的心灵是本能封闭的,一旦遭受失败,通常的反应就是关门送客。美国人的心灵则是本能开放的,遭受创伤的反应是改变整个世界。这是两种不同的自大,都可能导致伤害。中国人可能害了自己,美国人看起来更容易害了别人

记者和作家间,何伟(Peter Hessler)似乎更像后者。他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修习英语文学。1991年,他还是大四学生时,就申请加入美 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何伟通过了面试,“和平队”计划将他送往非洲支教,“我本来挺乐意去那里的,但随后得到了牛津的奖学金,学费和生活费全免,于是 我收回了申请。”1995年再次提出申请时,有两件事情已经很不同:他经历了一次欧亚大陆旅行,对亚洲有了格外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和平队”开始在中国设 立项目。于是他没去非洲,来了中国,一待就是10年。

1996年到1998年,何伟在涪陵度过了两年支教生活,出版《江城》一书并由此开启了写作生涯。他为《纽约客》、《国家地理》、《大西洋月刊》这样的美国顶尖杂志撰稿。有人评价说,“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生活在小地方更接中国的地气

1994年我第一次来到亚洲。在此之前我对亚洲并没有什么兴趣,更别提中国了。但是我想从东方回家,从英国一路搭乘火车经过俄罗斯,穿越西伯利亚。老实说,当时来中国的惟一理由就是这段铁路的终点是北京。我原本以为,我不会在中国待多长时间,最多一两周罢了。

结果俄罗斯让我有点失望。当时它的经济很糟,看起来这个国家已经被击倒了,在莫斯科,人们排了长长的队伍只为换取外币然后买些吃的。然后我 到了中国,立刻发现这个国家的不同。你可以触摸到它的活力。尽管那时我只是个根本不会说汉语的老外,但我能感觉到,这里人人都很务实聪明,尽管他们看到外 国人时会有古怪反应。总体上说,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向外界开放的国度。我意识到这些值得探寻,于是把首次中国之行延长到了6周。就是在那次旅行之后,我开始 找机会重返中国,并在这里生活。

我申请那会儿,“和平队”的成员被派驻到四川的小城市。这对我来说是个好事。我去过北京和上海,知道那样的城市有很多外国人,会让我难以自觉地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人真正的日常生活。

涪陵是我的第一选择,当时这是“和平队”最远的一个派驻点。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外国人,我喜欢这种挑战。我也喜欢长江和 那里的风光。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我喜欢在那里跑步或者远足。我最初的目的很简单,只是想教书并学会够用的中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慢慢有了写作 的自信,最后,我觉得我能动笔写这个地方了。

当你是一个驻华记者时,你和当地生活总是有隔膜的,你的“单位”是一本外国杂志,你的目标读者是美国人。我想这是传统记者体制的一个短腿, 记者和他所报道的对象之间经常存在巨大的鸿沟。很多外国记者并没有进入过一个中国单位和中国人共事过。我觉得我在涪陵的岁月对我的写作有着难以想象的重要 影响,虽然我已经离开它有10年了。这段经历让我更接中国的地气,它建立了我感知中国的大部分方式,我觉得自己在写作时比大多数外国记者更投入感情。

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我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中国变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普通的中国人非常非常务实

我在涪陵度过了两年,从1996年到1998年。后来作为一个记者,我总是重返小城市或者农村去找选题。我在北京写作,但几乎不写北京。

我惟一没去过的省份是海南,我也从没去过苏州杭州。事实上,我在江浙待了很长时间,特别是浙江南部,但居然从没去过苏杭。当然,我的出行计划不是为旅游安排的。我喜欢去那些能够激发我记者兴趣的地方,所以我在温州和深圳花了大量时间,当然也包括北方农业省份。

我会去那些未向外国人开放的地方,有时候会被拘留,不过这些经历通常都带有喜剧色彩——当地警方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所以罚一笔小钱就让我 走人了事。那些警察给我的印象基本上都是实用主义的,他们不希望为当地发生的任何不良事情负责,不想给自己惹麻烦,所以如果你向他们保证你不捣乱,基本就 没事了。当然,作为一个外国人和警察打交道要容易些,中国人很容易就被警察吓住了。

我很难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密切交往。这很奇怪。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关注历史、国际的观点,有时过于看重这些问题并把它们强加到与之打交道的外 国人身上,这让你时刻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我倒觉得自己更容易被工农大众接受。一开始,他们因为你是外国人感到稀奇,但很快就接受你并且不把你当外人看 了。普通的中国人非常非常务实,这是我喜欢他们的众多原因之一。这种务实让我更容易与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总是通情达理的。但我又必须说在中国当一个知识 分子真难。糟糕的历史,复杂的政治,教育制度也不鼓励独立的思考者。

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间的确有一条鸿沟。有时候我会吃惊:为什么当代中国小说会有这么多抽象、象征的作品?比如《狼图腾》,这本书无 论在文字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都和中国的现状隔得很远。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那段时间,社会变化剧烈,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战争的伤痛被抛下,美国当时的作家 们试图抓住社会心理,于是我们看到了德莱塞,看到了克莱恩,也看到了杰克·伦敦。他们在各个层面关注这个社会。我希望同样的现象出现在中国,但好像情况并 非如此。也许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鸿沟。中国的小说家关注民工吗?好像不。但如果他们想要抓住当下最重要的故事,他们应该关注。

政治变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美国人通常都对中国抱有相当政治化的看法,觉得这是个被严密控制的共产主义国家,这里的人民都是被压迫者。而一旦他们真的来了中国,又会大吃一惊而后态度大转弯。其实中国是一个闹哄哄的国家,多数中国人都能随心所欲地生活,至少在经济上是如此,这是中国动力的来源。

在政治改革方面,我尚未看到中国有足够多的行动,也没看到像样的草根民主。当然,现在有一些抗议活动,但基本上他们只是在抱怨个人得失。他 们应该想想更大的问题。不过这需要时间,尤其在一个多数人刚刚摆脱贫困的国度。这也要求中国教育体系的变革,我感觉中国的学校教育仍然非常死板,它不鼓励 创造性和个人主义。

我相信中国需要政治变革,但我不觉得这是美国的责任,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他们得自己想出解决办法。对于他们来说,更多地接触外部世界、 接触新的思想是有益的。同时,我也不觉得那些批评中国的外国人有任何问题。在美国我们也批评美国政府,所以美国人如果觉得中国人有问题,自然就要说出来 ——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意识到并能够接受这一点。

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被他们的文化所困扰,但这种困扰是截然相反的。中国人的心灵是本能封闭的,他们觉得外来者无法了解他们的文化,一旦他们遭 受失败,通常的反应就是关门送客。美国人的心灵则是本能开放的,他们以为所有的外来者都是仰慕美国文化的,以为人人都需要美国产品、美国思想、美国民主。 美国人遭受创伤时的反应和中国人很不一样,看看“9·11”吧,美国人的反应是想要改变整个世界。这是两种不同的自大,都可能导致伤害。中国人可能害了自 己,美国人看起来更容易害了别人。

中美之间时不时会关系紧张,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可控的。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务实的阶段,所以它的行为都是可预测的。而且中国不是一个好战的国家。

不过,两国都太民族主义了。我一直很不喜欢美国的爱国主义,既单调又无脑。中国的情况也很有趣。我没办法理解一个人怎么会对国家有那样的感情。看来我仍然是个人主义者。

在中国讨论伦理问题是困难的。我相信,如果能少一些集体主义这个国家会更加健康。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私自利,它还会让你懂得如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点在中国人身上并不太多见。

中国现行体制某种意义上是很有效的,“关系”得到广泛承认,行贿日趋“规范”,在很多方面,它运行良好。但这不意味着它是个无需改变的体 制。我必须再说一遍,这也是中国人必须自己解决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对这种腐败却运行有效的体制很满意(也算一种“务实”),问题在于,他们什么时候才想 要一个公正的体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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